夏县-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宋陕州夏县涑水乡高堠里（今夏县水头镇）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宰相，杰出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

司马光，1019年10月18日生于河南省光山县。父池，时为光山县令。6岁始读。7岁时就演绎出一曲脍炙人口的千古佳话——破缸救友。16岁为将作监主簿。17岁在将作监。20岁进士及第，举甲科，授奉礼部，是岁与礼部尚书张存的三女儿结婚。21岁时以便亲为由，请调苏州判官事，未至姑苏，母卒遂至杭州守丧。23岁时，父池病死，与兄旦护父丧回归故里，次年将父母合葬于夏县水头镇小晁村祖茔。1044年冬，守孝期满，任签书武成军（即滑州）判官事。1045年以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韦事城（今河南省滑县东南）县事。同年冬，奉调京师任大理寺评事，在国子监以经述教授诸生。1046年，28岁的司马光迁大理寺丞，仍为国子监直讲。1048年在京师任大理寺丞。1049年任召试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1051年迁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1054年离京至军郓先任典学，后为通判。1055年调任并州（今山西省太原市）通事判州事。1058年为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1059年迁度支员外郎，判勾院。1060年命为修起居注，在同判尚书部任，陪仁宗皇帝赏花、钓鱼、作诗、酬和。1061年7月迁居舍人，同知谏院。1066年任龙图阁直学士。1067年3月授任为翰林学士，4月为御史中丞，9月罢御史中丞复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12月进《类编》四十五卷。1067年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权知审官院。

司马光，历经宋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五朝，是史所罕见的五朝名臣。曾与王安石在神宗皇帝面前争论，反对变法，由于神宗没有采纳司马光的政见，后让他担任枢密副使时，光坚辞不就，于1071年出永兴军，次年退居洛阳15年，绝口不问政事，专修《资治通鉴》，至1084年完成了这部历史巨著。这部历史巨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把1262年的历史，用294卷，300多万字记载了下来。1085年哲宗皇帝召入主政，次年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相8个月，于1086年9月1日因积劳成疾，溘然逝世，享年68岁。

中国历史上一颗巨星陨落了！

司马光去世的消息传至皇宫，百官正在明堂举行大礼，太皇太后高氏和11岁的哲宗皇帝流涕不已，哭之甚哀。立即下令停止贺辞，同百官一起奔向西府吊唁，满朝被一片悲哀浸透了。朝廷停止办公三天，对其以一品礼服入殓，封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

京城的百姓们闻知司马丞相去世的噩耗，商贾罢市，人们纷纷去吊唁。画师们刻印他的遗像以作纪念，京师居民争相购买，几乎每家一张，悬挂堂中，摆置食果祭献。全国各地也纷纷派人至京城购买。岭南封州（今广东省封开县）的父老相率赶至都中祭奠。

太皇太后下令对司马光举行官葬。司马光一生崇俭，清廉自守，在洛阳有田3顷，夫人张氏病故，卖田以葬，自己则是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司马光在世时，曾多次嘱咐儿子司马康对他的后事要薄葬。司马康上书朝廷，请求遵“先臣之本志”，不可“上弗县官，下劳民力”。（光绪版《夏县志》）10月，朝廷派户部侍郎赵瞻和入内内侍省押班冯宗道送其灵柩回归夏县故里。元佑二年（1087年）正月，将司马光安葬于夏县涑水乡祖茔。下葬时，内侍省供奉官李永言以“丞相之志，好实用而恶虚饰”（光绪版《夏县志》）为词，征得司马康同意，减去了难得的石门和华靡的仪椁，安葬费用节省了十之五六。灵柩由京城运回夏县时，沿途数不清的百姓哭之甚哀，注香于头顶，搭祭棚送葬者有900处之多，从各地赶到涑水乡送葬的，有数万人之众。

朝廷命翰林学士苏轼撰司马文正公神道碑文，称其“至于感之心，动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诚，曰一”。（《苏轼文集》卷十七）哲宗皇帝亲笔书篆体“忠清粹德之碑”为其额，表于墓道。

司马光的著作有《考异》、《历年图》、《通历》、《稽古录》、《本朝百官公卿表》、《翰林词章》、《注古文孝经》、《易说》、《注繁辞》、《注老子道德经》、《集注太元经》、《大学中庸义》、《集注杨子》、《文中子传》、《河外谘目》、《书议》、《家范》、《续诗话》、《游山行记》、《医问》、《文集》、《训俭示康》等。

其代表作《资治通鉴》是一部流传千古的史学巨著，阅读的人从古之帝王到今之学者平民，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宋神宗赵顼说：“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

宋高宗赵构说：“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度量。”

南宋学者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宋末元初专门研究《通鉴》，作《资治通鉴音注》的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于垂后。”

明代学者胡应麟说：“编年之史，备于司马氏。司马氏出，而宋以前之为编年者，废矣！”他又说：“自司马之为《通鉴》也，汉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鉴》之止司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

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对《资治通鉴》一书评语是：“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

清末民初的思想家梁启超说：“《资治通鉴》，简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又说：“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

近代人岑仲勉说：“《资治通鉴》是我国极负盛名之通史。论到编纂的方法，史料的充实，考证的详细，文字的简洁，综合评论，确算它首屈一指。”

从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通鉴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些带有总结和开拓性的著作。1943年崔万秋所著《通鉴研究》、1947年张须所著《通鉴学》、抗日战争末期陈垣写的《通鉴胡注表微》等等，可谓近年来《通鉴》研究中独树一帜，别开生面的著作。

毛泽东与《资治通鉴》也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1912年，19岁的毛泽东在湖南省立法高中读书时，从国文教员胡汝霖那里借得一部《御批通鉴辑览》，反复阅读之后，深受吸引，并由此产生了探究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从此以后，《通鉴》这部书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毛泽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说：“《通鉴》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令人读起来不方便，应该找些人整理出一个有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来，付诸排印，以广流传。”

1954年冬，毛泽东说：“《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

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一名护士孟锦云推荐《通鉴》。毛泽东说：“《通鉴》是一部难得的好书。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

孟锦云问：“为什么写政治那么多，写经济、文化那么少呢？”

毛泽东答：“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通鉴》写战争写得神采飞扬，传神得很，深刻揭示了司马光的政治目的。中国有两部大书，一曰《史记》，二曰《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编写的。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困难，未尝不是好事。当然，这是指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说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会自杀，那便是另当别论。”